如果执政党自身不遵守宪法，而要求其他组织和个人遵守宪法，这是难以实现的。

在《东方》第1卷第6期(1904年8月6日)社说栏中，杂志编辑选录了《中外日报》上一篇直接讨论蒙蔽问题的文章。在身处德语世界的韦伯和欣策(Otto Hintze)之研究的影响下，战后历史社会学也一度认定，建立在权力分立基础上的立宪政体通常与强国家难以兼容，只有政治权力尽可能集中于特定人身的绝对主义政体，才能实现国家能力最大化。

日以立宪胜，俄以专制败的说法，不符合日本军事史和宪法史上的事实。[71]尽管军事近代化绝非此次战争中日方惨胜的唯一原因，但它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近邻日本则洎乎明治维新，废三职、八局，置上下议院，使民人得参谋朝政，而文明之进化一新，近挟其膨胀势力，纵横于海上，迄今列强咸羡慕之，谓东方将出一英国。《东方杂志》第1卷第6期(1904年8月6日)时评栏中《专制国之募兵难》一文，便呈现出这种逻辑。盖爱国之心之有无，视政体之立宪专制以为判，不待言矣。

立宪国胜专制国对于时人而言，几乎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夫民固有耻，其不然者，强禁止耳。有学者认为，这背离了宪法的初衷。

作者简介：林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54] (二)组织优位对权力配置的影响 现行宪法实施至今，如何看待人大的组织优位，尤其是如何处理人大组织优位与一府一委两院的职权(功能)独立之间的关系，始终成为权力配置具体个案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韩大元：试论宪法修改权的性质与界限，《法学家》2003年第5期，第16页。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都可以提出抗诉。

陈斯喜、刘海涛：关于《立法法》制定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综述，《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68-69页。此后，主管农业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在给全体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对此进行强烈质疑，暗含对人大越界监督批评的意味。

这种制度设计更多地是将国务院整体上视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因此将监督权定位于合法性审查。参见《宪法》第62条第12项。当然，现行宪法也并未完全将双重角色的逻辑贯彻始终。一方面，民主决策变成了集体决策。

最终，监督有限论在权衡中占了上风，个案监督并未被法定化。[6]参见李鹏：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4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9年第3期，第222页。[45]也有学者认为，一府两院都是作为决策机关的人大的执行机关。此后，该立场也不断地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人重申，[7]并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同。

职权分离和独立并未完全让位于组织优位。然而，该法在明确国务院职权立法时却使上述努力大打折扣。

除前文提及属于执行权的职权之外，第89条所剩余的权力均属于行政权，尤其是那些以领导和统一领导为句首的条款。因此，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国务院制定的违反宪法、法律的行政法规，也可以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进行备案审查、甚至撤销，而且这并不能被理解为对审判独立的干预。

归根结底，这种关系还是反映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作出的决议，其他国家机关必须服从。这在平衡人大的监督权与一府一委两院的独立行使职权关系时显得尤为突出。参见注[1]，蔡定剑书，第373页。马岭教授为此指出，检察机关的性质应当由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这种核心权力，而不是由检察机关中的侦查权、抗诉权、判决执行的监督权、建议权等来决定，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于检察院而言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定性。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监督一府一委两院的工作，但监督方式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与人大的疏离恰恰是为了保障一委两院独立行使职权。

[43]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三种权力类型划分，参见林彦：再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法学家》2011年第1期，第3-4页。[28]参见韩大元：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3-17页。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的工作，并且有权撤销后者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47]《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6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

[37]吴家麟：关于地方人大行使监督权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第66页。这是我国制约机制一个鲜明特点，与三权分立机制存在巨大差异。

朱国斌：《中国宪法与政治制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1]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345页。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能行使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上述阐释也得到了王叔文、肖蔚云等先生的支持。

[43] 有学者主张，人大与一府两院形成一种如同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且子女间地位平等。最后，宪法对于一委两院的独立行使职权都予以特别强调和保护，尽管其从未明确两院可以独立于人大的监督。

正如彭真同志坦言，还有一些意见，虽然是好的，但实施的条件不具备、经验不够成熟，或者宜于写在其他法律和文件中，不需要写进国家的根本大法，因而没有写上。这与以往所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24]表述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而实现从依赖全国人大主观判断的空白授权到受价值判断约束的有限授权转变。

[20]参见范忠信、王亦白：论人民政协的民意机关化和法制化，《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第3-15页。因此，任何缺乏组织法基础的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组织形态都不具有合法性。

[58]参见新华社：彭真在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要进一步健全对改革既要坚定又要重视解决问题，载《人民日报》1985年3月22日。[13]参见注[12]，第1437、1476、1477页。人大对政府的决定或行为可以直接宣布无效，因为地方政府管理地方重大事项的范围都是同级人大决定权的范围。申言之，我国的制约机制并不致力于取代原决策机关所行使的核心功能并颠覆性地改变这种决策权，其不能代行监督对象的核心职权。

[46]参见《立法法》第14条、第15条。[56]由此可见，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职权的配置是建立在权力分工基础之上的。

[26]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的方式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其报告工作是否突破了宪法所确立的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原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司法解释的实践却一直延续至今。

[6]这也是官方对于民主集中制设定的底线。[18]有学者指出，作为我国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可通过修改宪法变更、废弃。